《乡土中国》著于20世纪40年代，距今已逾八十载。许多人以为这本书早已过时，实则不然。尽管我们正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国家、大力推进城市化，可我们的根依旧与“土”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。费孝通先生所言极是：“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，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，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。

“土”、“愚”、“私”

先说“土”。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，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。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，是在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。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，而且，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，也都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。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。

再说“愚”。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“愚”的。但费先生问得好：“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，那么识了字就能变聪明吗？”乡下孩子不像教授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，这不过是知识问题，不是智力问题。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，在熟人里长大，面对面往来时，何曾用得着文字？文字是间接的说话，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。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，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，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，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“聪明”起来。

最后说“私”。 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“私”。但“私”的问题却是个群己、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。我们传统的划法，与西方不同。西洋社会有些像捆柴，几根稻草束成一把，几把束成一扎，几扎束成一捆，几捆束成一挑，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、扎、把，界限分明。费先生称之为“团体格局”。

我们的格局则像石头丢在水面上荡起的波纹，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。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，一圈圈推出去，愈推愈远，也愈推愈薄。这就是“差序格局”——以“己”为中心，像水波纹一样，一圈圈推出去。在这种关系下，孝、悌、忠、信便成了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，也就是孔子口中的“仁”了。

“礼”下的社会

家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其实是一个事业社群，既是社群，便需要纪律维持，而纪律便会排斥私情。我们的家与西洋社会的家不同：西洋家庭夫妇是主轴，子女是配轴；我们的家则以父子、婆媳为主轴，夫妇成了配轴。夫妻之间讲究“相敬如宾”，女子有“三从四德”的标准，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——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。

乡土社会不是“人治”的社会，也不是“法治”的社会，而是“礼治”的社会。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，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。礼不是靠外在权力推行的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，使人服膺；人服礼是主动的。所以，打官司在乡土社会是可羞之事，“无讼”才是理想状态。

从乡土到现代

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，生于斯、死于斯，人口流动极小。这是一个“熟悉”的社会，没有陌生人的社会。在这种社会里，法律是无从发生的，靠的是礼治和教化。但随着社会变迁加速，乡土社会也在瓦解。时势权力通常发生在社会变迁中，当旧的社会结构不能适应新环境时，不仅会引起生活的不便，还会让人们蒙受损失。于是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，出现了名实分离的现象——表面上承认这套形式，内容却经注释而改变，结果不免口是心非。虚伪在这种情境下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。社会性质逐渐从血缘结合转向了地缘结合，现代社会就是这样的。在变迁中，习惯是适应的阻碍，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。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，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。

费先生曾说：“我在这书里提出的只是一个概念，但概念的背后有着中国社会的实质。”阅读《乡土中国》，不仅是了解过去，更是理解现在、思考未来。在快速现代化的今天，我们更需要这种冷静的社会学眼光，去辨认那些深埋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。